钟廷森为什么不敢接受挑战？

在去年闹得哄哄烈烈的“商联控股风波”，是因为商联会和华总“参与其盛”。商联会是商联控股的发起人，而由现任会长丹斯里钟廷森的领导的商联会，从开始要当和事佬到后来成为参与者，要索回土地、要一千万令吉的回馈金等等。这是华社的怪再现。

当时的商联控股顾问丹斯里颜清文就在钟廷森在2008年8月1日举行宴请华团代表的晚宴之前，在报章刊登了一则《致钟廷森公开信》，挑战钟廷森挑起“民族企业”的担子，筹款收购商联控股。

钟廷森回应颜清文说颜清文搞儿戏，说与其搞民族企业，但不能叫他（钟廷森）去成立一个政党。换句话说，在钟廷森的心灵深处，他并不相信民族企业是行得通的。搞政党比搞民族企业容易，这至少是我认为钟廷森要传达的讯息。这是一点。

第二点，颜清文在广告里有暗示，论威望影响力，钟廷森绝对与当年的黄文彬没得比。钟廷森也有自知之明，不敢接受颜清文的挑战。

第三点，钟廷森以为可以“混水摸鱼”，趁“商联控股风波”正热时，向商联控股拿1千万的回馈，那商联会的活动基金就有着落了，商联会的大老板自己不用掏腰包，也不用去筹钱。换句说，他根本不是关心商联控股，他关心是可否从风波里得到一些好处。

由钟廷森领导的商联会假如真的要“回复民族企业”的本来面目，其实接受颜清文的建议，筹钱把商联控股买过来，让那些在商联控股投资了25年的股东，决定要不要继续支持“民族企业”。要的话，他们会继续把钱留下来；不要的话，商联控股也许可以名正言顺的成为商联会的“投资臂膀”，因为许多小股东会把股权卖掉，商联会可以大量吸购，成为单一大股东。

当时钟廷森可以大展拳脚，把商联控股推向一个高峰也说不定。可惜，他没有这么伟大，不敢接受“天降大任”的挑战。

 

“民族企业”无法承受的重

“商联控股风波”的起因，我在首篇文章就开宗明义的举出“小股东监督机构”指陈凯希成立“捍卫商联控股小股东权益筹委会”有个人议程。我们是就此要点开展我们对真相的追求。

有网友回应《我们欢迎理性、诚恳的讨论》指出几个问题，正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我指出要22000多名商联控股担起“民族企业”的包袱，该网友认为假如你不相信某公司的董事，不会把血汗交给他们管理。假如管理不理想，还要向股东解释。这看法基本没问题，但他回避了“民族企业”这重要的概念，却使到整个课题讨论起来更加纠缠不清。

持平而论，我们其实不能说商联控股股东因为相信董事才把钱交给董事管理。比较贴切的说法是华人对打着“民族企业”招牌的商联控股有所期许才把钱投进去。

当初这些股东大部分因为要扶助“民族企业”而拿出他们的钱投资（因为商联会的号召）。假如他们认为当初的投资是错的（我相信有相当大部分的人会这么想），要把钱拿回来其他免谈，你作为董事该怎么做？保留这些投资继续发展是其中一个选择，把能够退回的资金先退回，却又是另一种做法。

根据我对商联控股董事的观察，他们其实不想再担起“民族企业”这个“十字架”。这种责任比一般企业的责任还重大。投资不当或亏了钱，会受到千夫指；赚了钱有些人不会感激，即使没有什么大问题，也可以夸大。

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在他们有生之年能够把钱退还给2万多名的小股东，对这些股东有个无愧于天的交代。这样好的事情肯定有些人不想看到它真的发生。

我不反对周XX要以企业监管来讨论商联控股，但我认为这课题应该放在马来西亚“民族企业”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讨论，会更加有教育意义。

有关网友的第二个问题，我感到十分震惊。假如有关网友真的是专业人士者对企管有一定研究的人，我实在想不通为何他坚持说董事没有解释或说明有当初成立的使命“事与愿违”。这个问题的后一部分，其实是先入为主。那就是他认定商联控股股东都愿意继续把他们的投资留在商联控股，更完全没把商联会从一开始就没法把商联控股当作“投资臂膀”的因素考虑在里面。

该名没有署名的网友还针对商联控股参与中国西安的投资，其实是重提旧事。他认为商联控股的2千1百万令吉是借给香港公司。事实上，他清楚的知道在9月18日的商联控股股东大会，商联控股还不是香港公司的股东（引述：“至刚过不久的股东大会时还不是股东”）。

3个月过了，商联控股已经是该家公司的股东了。退资和在西安投资有没有矛盾？上述网友提出这样的疑问，我只能说：假如该网友真的对企管有研究（或认识），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这在企业里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有关网友的最后一个问题也问得很巧妙，但他漏掉了一个重点：他还不明白商联控股董事的心意。允许我在这里再说一下“民族企业”。

在去年的“商联控股风波”，丹斯里颜清文曾挑战商联会会长丹斯里钟廷森去成立一家华资集团，全面收购商联控股，然后重新改组董事部，继续推动“民族企业”。他还说以钟廷森今日的声望，要筹10亿令吉不是难题。

钟廷森对此的回应是预料中事，他不敢接爱挑战并指颜清文在儿戏。依我的想法，钟廷森即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全面收购商联控股，他顶多盼望得到1千万令吉的“回馈”，让商联会有一大笔钱可以花，他就不必自掏腰包或者去筹钱了。

关心小股东的上述网友，你是不是觉得由钟廷森领导的商联会也应该像你一样关心商联控股全面收购商联控股，再让商联控股回到当初创立所定下的六大使命，把“民族企业”发扬光大？显然的，钟廷森过去不相信“民族企业”，现在不相信“民族企业”，将来也不会相信“民族企业”。

 

数字不会说话，人会说话 （五）

“捍委会”去年花了一大笔费用要让数字说话，今年在商联控股股东大会举行之前，“先下手为强”。两名海鸥职员向法庭申请庭令，阻止颜清文和张福财两人动用商联控股的约10％股权在股东大会上投票。

其用意很明显。在股东大会之前，“捍委会”敲锣打鼓要“保送”全国各地商会的7名代表进入商联控股董事部。不料商联控股董事部却误打误着，也在大会举行的前的数天，把“捍委会”提交的委任新董事的议案交给法庭处理。有关议案因此也不能在9月18日举行的股东大会讨论。这破坏了“捍委会”的好事。

要是商联控股董事没有把“捍委会”提呈的议案交给法庭，而“捍委会”的庭令又派得上用场，商联控股恐怕已经有了七名新的董事。按照当天出席人数的股权代表，少了这10％完全对董事部不利。

今年12月7日，两名申请有关庭令的海鸥职员在吉隆坡高等法庭单方面撤销有关庭令，两人以后不能再以同样的理由来申请庭令。

我们都知道，“捍委会”向来就指控颜清文和张福财两人的股权“有问题”，它是以此为理由在商联控股股东大会举行前的十天内，向法庭申请庭令，期望让商联控股董事部措手不及。

上述两人申请撤销带出一个重要讯息：颜和张两人的股权并没有如“捍委会”所指的一样“有问题”。它申请庭令的目的，不在股权有没有问题，而是用法庭的便利，来达到它的狭隘议程。

说到底，“让数字说真相”的广告其实目的不在于让真相浮出来，而是不要让了解真相。毕竟数字要有人的因素加入才能“说话”，而我们都知道，玩弄数字也是不门学问，不懂其中利害的还会信以为真。数字不会骗人，可是人会。


  

数字不会说话，人会说话（四）

“丧失帝沙控制权的过程”

“捍委会”在《星洲日报》刊登的“商联控股为谁做嫁衣？让数字说真相”广告的第四部分小题为“丧失帝沙控制权的过程”里，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颜清文等人拥有绝对的控股权（拥有权加管理权），他们都是知情人，这些情报是否左右了他们的买卖？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颜清文等人要控制商联控股超过12.8％的股权？难道他们忘了商联控股成立时要成为“众人公司”而设定认购限额？

让我在这里分析一下商联控股在商联帝沙的股权。它原本在商联帝沙只是42.87％，到了2009年还剩29.59％，卖掉的股权为13.28％。我们从广告的第三部分的数字得知，ELK/AL相关的公司，从2001年的14.5%增加到2007年的27.79％，不过截至2009年6月30日，两大股东的总股权为34.91%。

换句话说，商联控股卖掉的13.28％，而与杨耀才和张福财直接间接拥有的股票增幅33.45％，两者相差太远了。即使杨和张两人“吞“下商联控股的股权，其余的20.17％商联帝沙股权从何而来？难道他们不可以和其他投资者一样，在公开市场买进股票吗？这是“捍委会”为他人“定罪”所需要做的功课，可是，它有这么做吗？没有！

“捍委会”要故意混淆视听的目的从它提出的两个问题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要是“捍委会”指他们有内线交易，就有必要拿出证据，而不是用数字来自圆其说。第二个问题重复第一部分的第一个问题，答案是：所谓的限额，已经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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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不会说话，人会说话（三）

“商联帝沙发红利的前后”

在“商联控股小股东为谁做嫁衣？让数字说真相”广告第三部分的小标题是“商联帝沙发红利的前后”。这个部分同样附有含有一组数据的图表，文字说明是重复图表的数字，用意是在突出杨耀才和张福财两个在进行“黑箱作业”，而两个丹斯里是只眼看只眼闭。

此部分的文字内容指出，2002年商联控股在商联帝沙的股分跌10.87％，五家A1相关公司和一家ELK相关公司登入十大股东之列。我们只能从这文字说明联想到两件事情似乎有因果关系，因为有A而后有B。

以我的理解，商联控股卖出在商联帝沙的约10％股权，是因为Rating Agency Malaysia建议，因为商联控股和商联帝沙之间的业务不协同，卖出其中10％股票以保持不超过33％的全面收购门槛会比较恰当。

这批股票在公开市场买卖，谁也不能阻止有意收购的人购买。但“捍委会”却要我们相信里面有“内线交易”、商联控股卖股票是一次过卖出，与A1和ELK相关的公司在先获得情报下悉数买下。

事实是，这10％的股权是分批抛出市场，会购买的不只是上述的公司，其他个人或公司都可以购进。还有，我们不要忘记只要有人愿买愿卖，某一公司的股票就会有交易。ELK和AL相关的公司在2002年的股权增加12.89％，比商联控股卖出的股多2.02％。

“捍委会”在这个部分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商联控股目前只剩下约29％的商联帝沙股权，致使商联帝沙成为商联控股的联号公司，而丧失了商联帝沙的控制权，商联控股管理层如何作出令人信服的交代？二是：ELK相关公司属于张福财名下，以及商联控股及商联帝沙一些董事的拥股量大增，这些交易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和条例？

“捍委会”提出这两个问题，又再让我们看到它其实是要混淆大众的视听。要是29％有不合理的地方，“捍委会”实有必要指出其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失去控制权算不算不合理？从企业管理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不合理。

至于第二个问题，“捍委会”照理要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某某人这样做抵触了某某法令下的某条文。

单单是靠数字，我们得不到真相。“捍委会”要让数字说真相看来又是败笔。


 

数字不会说话，人会说话（二）

“商联控股股票变动记录”

在“商联控股股票变动记录”部分，“捍委会”列出一批数目，再加以“分析”。这样的“分析”如果能够名副其实的说是分析，那真正的财经分析家就没有工作了。

原因何在？因为这数字摆在你眼前，稍为对数字有认识的人都会明白图表的数据，谁买谁卖，清清楚楚的摆在眼前，“捍委会”的工作仿佛是“画蛇添足”。

第二部分的“分析”致命的毛病是没有说出股票变动有什么特殊意义，也就是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动。相反的，“捍委会”却提出两个“有问题”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董事部指商联控股是一潭“死水”，为何在2005至2006年，期间，股票出现如此大的变动。第二个问题是：商联控股1年内出现超过3000万股的收购和超过4700万的卖出，请问这些股票从何而来，又去了哪里？

第二个问题其实是重复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股票出现如此大的变动”（相等于第二个问题列出的两个数目）。

更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捍委会”所谓的3000万股，原来是张福财和杨耀才两人收购的；而所谓的4700万股，“捍委会”是在误导。它说：同一时期（2006年3月31日至2006年3月31日）张福财和杨耀才分别卖出2353万9348股，杨耀才的间接持股降至零，张福财的间接持股仍有277万2000股。关键字眼在“分别”，那两个2353多万的股票加起来，数目是4700万。事实是，张和杨两人同时卖出他们间接拥有的股票，真正卖出的股票是2353万9348股，不是4700万股。

要回到“股票从何而来，又去了那里”的问题，要解释其实不难。假如按照“捍委会”所提的数字，那4700多万的股票就相等于商联控股的约48％股权。实际上，商联控股20大股东所占的股权只有大约19％。

要如何解释这几千万股票的变动？

我们看到张、杨两的间接持股，是一年里的股票变动。假设张和杨两人有数间公司，这些股票是这些公司之间买卖，一年累积几千万股的“交易”并没有不妥之处，出现在他们名下，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了。

从“捍委会”刊登的广告第二部分，我们又见证了数字不说话，只有人会说话的事实。“捍委会”诸公要让数字说真相，看来真正的用意是用数字误导大众。


 

数字不会说话，人会说话（一）

“商联控股小股东权益筹委会”（简称“捍委会”）在2008年8月5日在《星洲日报》等刊登一则广告，题为“商联控股小股东为谁做嫁衣？让数字说真相”。

广告分为四个部分：

一、1999年商联控股股票变动的巧合

二、商联控股股票变动记录
三、商联帝沙发红利的前后
四、丧失帝沙控制权的过程

标题说是“让数字说真相”，可是说句老实话，数字是数字，我看了多次还是搞不清数字到底告诉了我什么。相反的，每一部分附上的问题，才是广告的重点。而这些重点，都是由人说话，不是数字说真相。

“1999年商联控股股票变动的巧合”

我们先谈第一部分“1999年商联控股股票变动的巧合”。其内容提到，截至1999年4月1日，颜清文、林源德和张福财间接持有200万1996股商联控股股票；可是，到了2000年3月31日，三人间接拥有的股票增加到225万1996股，而颜清文和林源德分别卖出他们间接拥有的225万1996股和214万7996股商联控股股票，张福财在同一时期购进入770万2118，间接特有的股票为995万4115股，与另一股东杨耀才的持股量一样。

这一部分共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商联控股招股书所立下的社会契约，个人不得认购商联控股股票超过5万股，以及团体公司不得持超过100万；到1999年还有效吗？这个问题还算直接，而其答案也毫不含糊：1995年商联控股发附加股的时候因为认购不热烈，为确保附加股全数卖出董事只好自掏腰包收购，“社会契约”也在该年解除。

第二个问题：商联控股没有上市，股票没有在市场上流动，请问颜清文等人如何买卖超过数百万股的股票？第三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相呼应：单单在这一年的报告，出现了这么多的“巧合”，颜清文4人对于彼此间的默契有何解释？

以一个局外人来分析，我想到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1995年发5千万股附加股，三人成立一间公司购进入数百万股，而在1999年至2000年间，由张福财的公司买去。以我对公司的理解，商联控股虽没有上市，但其股东之间还可以买卖股票。按时间的发展来看，他们之间的交易并没有不合法的地方，比如犯上内线交易的错误。

“捍委会”所说的巧合，并非巧合，而其所列的数字其实有几点是具争议的。例如，它没有列出三人什么时候开始间接拥有200万1996股的股票。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们极可能在1995年商联控股发附加股的时候购进的。

这则广告的数字也有一个明显的错误。有关林源德间接拥有栏的“卖出”栏目的数字是“2，14，996”，我们应该以此为准还是以2，147，996为准？更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些数字是从那里得来的？坦白的说，“捍委会”没有为这批数字注明出处，有几个读者看到懂？我相信当事人也蒙查查，可能准备这文件的人也是如此。

数字本身能不能说真相，从“捍委会”的广告我们可以坚定的说：不能。

我们欢迎理性、诚恳的讨论

我得先在此声明，本部落格不是商联控股的官方部落格。假如我们在这里所发表的意见与商联控股董事部的有雷同，并不代表是商联控股董事部的立场。假如有人要从我们回答只有董事部才能够回答的问题，恕我们无能为力。

更重要的，我们设立这个部落格的目的是要还商联控股一个真相。在过去两年多以来，华社闻人陈凯希领导的“捍卫商联控股小股东权益委员会”联合商联会等组织，频频攻击商联控股前顾问丹斯里颜清文、前董事主席林源德等人。

我们是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到陈凯希的大多数指责似是而非，而且用意恶毒。他在报章上发表的许多谈话，都是最好的证据。

前些时候，我们接到消息说小股东监督机构致电商联控股董事部，指“商联控股风波”含有陈凯希的个人议程，该机构会关心但不插手。另一方面，我们也了解到陈凯希也向有关当局举报，但有关该当局却没有采取行动对付。

我们对陈凯希的行为感到非常的震惊、不解，因此才设立了此部落格探讨商联控股，让更多人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欢迎理性、诚恳的讨论，也更欢迎大家能以更宏观的角度来讨论商联控股这课题。

署名“匿名”的网友说2万2千多名的股东注资商联控股，就是因为相信也被告知董事部有信心担起“民族企业”的包袱并指责商联控股董事部“好像一点计划都没有”，又没有指出方向。

上述谈话，揣测的成分非常的浓厚。我们在过去的一些主题文章曾提到商联控股尝试去完成创立的使命，但事与愿违。董事部在过去也很明确的公告华社，商联控股让股东拥有自己投资的主权（拥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同时保留商联控股股权。

根据我们手头上的资料，商联控股目前在中国还有投资地产发展，整个计划还需几年的时间才完成。有关商联控股没有发展方向的说法是不确实的。


  

“商联控股风波”的社会指数（五）

“民族企业”这字眼沉寂多时，却在“商联控股风波”掀起时，又“重现江湖”。其实，商联帝沙在2000年3月上市之前，也引起争议，“民族企业”也曾被提起。

可是，华社对“民族企业”的反应已经没有像1970年代和1980年代那样热烈，这说明了大家对“民族企业”没有信心。事实上，马来西亚华社现在也不需要靠“民族企业”来达到经济自救的目标。

商联控股顶着“民族企业”的光环，也曾尝试去完成所赋予的使命。不过，实践证明顶着“民族企业”光环的商业机构，根本就没办法完成使命。

当初设定的目标宗旨，有其历史背景。在大家谈政党要改变、社团要改变、政府要改变的当儿，大家似乎对“民族企业”需不需要改变，甚至是转型的问题，却没有一点反应，

相反的，某些有心人反而借用“民族企业”这顶大帽子，要商联控股返回当初创立的宗旨。

从马来西亚华人“民族企业”发展的脉络来看，“民族企业”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可是有些人却坚持商联控股仍然是“民族企业”，商联会对商联控股有主权。事实上，商联控股的主权是在2万2千多名的股东手上，他们要不要负担起“民族企业”的包袱，要由他们自己决定。

其他人没有权力决定他们的投资的命运。


  

“商联控股风波”的社会指数（四）

商联控股因商联会推动下成立。商联控股原本是要作为商联会的投资臂膀。开始的时候商联会确是有投入资金，但后来商联会把手上的股票卖了。因为商联会在商联控股的股权微不足道，因此，商联控股从来就不是商联会的投资臂膀。

商联控股成立所立下的六个任务：引导华裔争取国家经济政策的机会、协调华团的商业活动、协助小企业现代化、推动华裔精密工艺、带动华商进军国际市场以及安排及提供人力训练。

当年的招股活动，是以商联会和商联控股进行的。如果讲到要完成六大任务，商联会和商联控股都同样有责任，而不只是靠商联控股。

“商联控股风波”闹得越来越不可开交，大家也把矛头指向商联控股的董事部，指责他们失责。

事实上，商联控股从创立到现在，都在尝试进行其任务。例如，商联控股曾办MBA以及其他培训课程，也办过财经杂志《工商世界》，但因为种种客观因素，培训课程没有再办下去，《工商世界》也卖给《星洲日报》。商联控股也曾朝高科技行业发展，曾培训了一批工程师。后来因为大环境的改变，导致投资失败。

以上的几个例子可说明商联控股曾经尝试，无奈商联控股目前的架构以及商联会的“缺席”，要去完成以上任务，证明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

即使是商联控股如原订计划一样，成为商联会的投资臂膀并按照六大任务的目标前进，处境会不会比现在好，还是个疑问。毕竟做为一个商业机构，要完成以上任务证明是“名不符实”。

有心人挑起“商联控股风波”，提到这六大任务，声称要为小股东请命。我感到好奇的是，2万多名小股东的投资用来搞“民族企业”，完成六大任务，是不是蜉蝣撼大树？这对小股东公不公平？

现在华人企业比商联控股财雄势厚的比比皆是，假如他们能够发挥所张，为华社制造更多的就业、投资、培训等机会，不是比商联控股单挑“民族企业”更实际吗？


 

商联控股的社会指数（三）

上篇谈到我们若从“民族企业”在马来西亚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商联控股基本上是成功的。这是客观事实。

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为何没有人愿意从这个侧面来探讨此课题。

要是华社是个成熟的社群的话，应该问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商联控股能够生 存而其它却在创立的短短数年内“兵败如山倒”？为什么她无法完成其创立时所定下的六大任务？“民族企业”在马来西亚的前景如何？

针对商联控股维持了廿多年不倒，成为硕果仅存的事实，我想最大的因素是社团和商业组织分家。

也就是说，丹斯里黄文彬虽然同时担任商联会会长和商联控股主席，但他并没有让社团里复杂的人事，影响到商联控股的运作。商联控股在过去20多年来，可说是独立运作的商业组织。

事实上，许多华人社团、政党组织的控股公司，因为有关团体的人事变动和干涉，使到同时掌握两个性质不一样的领导人公私不分，心起贪念，领导社团、政党的工作没做好，也拖累了控股公司。

华社有人感叹控股就是“痛苦”，并不是没有特定的原因。这华人社会惨痛的历史经验，我们也可以理解什么曾经吃过这苦头的华人，会对华人控股没有信心。

商联控股前董事经理、前顾部颜清文说“民族企业是骗人的”，引起一些人不快。大家现在也知道，更有一些人拿来大做文章。

这是不必要的。其实，在许许多多华人的心里，“民族企业是骗人的”是他们的心里话，而颜清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许多曾经参与其中的人心里话。

颜清文亲身参与商联控股的创办和管理廿多年，他说“民族企业是骗人的”是有感而发，很多人却解读为“颜清文是骗人的”。

说管理硕果仅存、有发展的商联控股的颜清文是骗人的，我觉得不可思议。


 

“商联控股风波”的社会指数 （二）

比起马华党争，“商联控股风波”的吸引力和冲击力，是小巫见大巫。同时，与商联控股草创时间的反应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言。

草创时期，大家普遍上对它寄于厚望，希望它能够带动华社在经济更上一层楼。当时，马华亦是华人控股的带领者。

商联控股的发起人之一的颜清文曾感叹，当时大家带着一股热诚来搞所谓的“民族事业”，可是却缺乏组织和领导等方面的经验。

加上一些华人控股领导人公私不分，很多控股在短短的几年内就纷纷倒闭，让投资者蒙受不可计量的损失。这段时期，可说是华社的“黑暗时期”。可是，就在众多华人控股纷纷倒闭或者“永久冬眠”的时候，商联控股却成为硕果仅存的华人控股。

与其他控股比较起来，商联控股基本上还是算成功的。我说基本上是成功的，这有两方面。一是它生存下来了。二是在经历金融风暴后，商联控股亏了一大笔钱，近两三年却又转亏为盈，而且没有债务。

可惜的是，有些有心人不从整个华人控股或者“民族企业”的发展脉络来评价商联控股，没有给予董事会廿年守着商联控股的成就肯定就罢了，还尽其所能污蔑商联控股董事。

这现象能够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呢？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讨论，更希望有识之士，不吝献教，从更宽广的角度来讨论“商联控股风波”，还商联控股一个真相。


   

“商联控股风波”的社会指数（一）

由陈凯希主导的“捍委商联控股小股东权益委员会”在这两年的活动，尤其是在临近股东大会的活动，无疑是引起了一部华社人士的关注，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华社对社会运动的热诚已经大大的冷却。我们都知道，陈凯希曾经是搞劳工党的，后来因在1965年2月13日的“争取人权纪念日”大示威，被捕入狱并在狱里被选为劳工党的秘书长。他坐牢坐了八年。出狱后不久，陈凯希开始投入商业营生，这几年更凭海鸥直销，挤入富豪的行列。

在2007年9月28日，年纪已经70岁的陈凯希寻求重委商联控股董事不果，马上与原有的董事会“反目成仇”，成立了捍委会。接下来的两年，陈凯希与商联控股“对着干”，我们更在这个过程里，见识了陈凯希以搞政治运动的手法来搞商联控股风波。

不过，他虽然成功让商联会介入，但在吸引华人社会关心此风波时，却是无功而返。陈凯希在2008年7月4日说他通过“陈凯希部落格”为商联会13人小组的法律行动，向华社发动一人一令吉的捐献运动，而他本身会根据筹获的数额，以1令吉对1令吉方式作个人捐献，然后悉数捐给商联会法律基金，以起诉商联控股有关董事。

这个捐献运动反应不热烈，是预料中事。陈凯希高估了他的影响力，低估了民众的智慧以及当前的的社会情绪。社会大众为什么要捐钱给一个由马来西亚富有商人领导的社团来起诉有2万多名大数是华人股东的控股公司的董事？

虽然陈凯希在筹钱运动这方面这成功，但他在制造社会舆论，让商联控股董事、前董事和前顾问“难看”，可说相当成功。我说社会舆论对商联控股董事、前董事和顾问不利，并不意味着这些有头有脸的华社领袖没有履行他们的职务。

相反的，他们是被抹黑。许多社会大众不明就理，认为陈凯希是对的，不会说骗话。陈凯希发动的一人一令吉不成功，说明了华人对社会运动的热诚已经冷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华社对华社控股的领导人有偏见。

可是，他们忘了陈凯希也曾是商联控股董事的一员。